Yabo下载 首页
当前位置: > 野史解密 > 正文

袁于令评传

来源:Yabo下载网时间:2018-11-15 10:00:01

袁于令兼擅戏曲和小说,他的《西楼记》是部有特色、有影响的传奇名作;他的《隋史遗文》则在敷衍隋唐故事的同题材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末,袁于令的名声不小,深得同派戏曲家的推崇。沈自晋称许袁于令“彩笔生春”(1);范文若借剧作的下场诗赞日:“曲学年来久已荒,新推袁、沈(自晋)擅词场。”(2)“幸有钟期沈、袁在,何须摔碎伯牙琴。”(3)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云:“《西楼》写情之至,亦极情之变。若出之无意,实亦有意所不能到。”张岱的《答袁箨庵》,则誉《西楼记》乃袁于令之《还魂》。清初,由于袁于令曾任荆州太守等职,士林对其甲申、乙酉(1644、1645年)年间的政治表现,又颇多非义,并由此出现了流言蜚语。

袁于令(1592—1674)(4),初名晋,字韫玉,又字令昭、白宾,号凫公,又号箨庵,别署幔亭仙史、幔亭歌者、幔亭过客、吉衣道人、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等,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袁年,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官陕西按察使;父袁堪,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历官广东肇庆同知。(5)

“吴郡佳公子,风流才调,词曲擅名。”(6)袁于令万历年间为诸生,年青时“侠骨才情,天赋无两”(7),尤雅好戏曲。据《南音三籁》的记载,流传至今的三部传奇:《西楼记》、《珍珠衫》和《鹔鹴裘》,皆袁于令少年之作。袁于令曾师事著名戏曲家叶宪祖,被黄宗羲誉之为“词家巨手”。(8)

纵观袁于令的一生,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明末,在苏州爆发了以颜佩韦等五义士为首的反阉党暴政的市民运动;袁于令的老师叶宪祖也因反对阉党门徒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被罢了工部郎中的官职。于是,袁于令也创作了抨击魏阉罪恶的传奇《瑞玉记》和《玉符记》,投身于反魏阉的正义斗争。

《玉符记》,卓人月说它“直陈崔、魏事”,是一部“感愤时事而立言”之作。(9)关于《瑞玉记》,乾隆十三年(1748)纂修的《苏州府志》有一则记载可资参考:

袁箨庵于令作《瑞玉》传奇,描写逆珰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造局太监李实构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词曲工妙。甫脱稿,即授伶人。群绅士约期袁集公所欢唱演。是日,群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伶请曰:“剧中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群公各拟一调。俄而袁至,告以故,袁笑曰:“几忘之!”即索书[卜算子]云:“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群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一鹭闻之,持厚币密至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10)

《玉符记》和《瑞玉记》,皆是现实性极强的“传时事”新剧,可惜均未见流传。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不久,清兵在吴三桂导引下,开进山海关,占领北京,建立了新王朝。此时,袁于令正在北京,他所谓“遭乱北都”,就是指这些重大的变故。顺治二年(1645)冬,袁于令出仕清朝,为工部官员;与龚鼎孳、曹溶等人过从甚密。顺治三年至四年(1646—1647),袁于令离京,监督山东临清关。(11)因此,说袁于令在清兵兵临苏州城下之时,曾代士绅作迎降,以功“议叙荆州太守”云云,显然与事实不符。这种流言蜚语,很可能是江南抗清志士的附会之说,反映了他们对袁于令在北京依附清王朝的不满。近人孟森《西楼记传奇考》则谓,袁于令“或系驰草俾苏人遵用,其身并未离北”。看来此说亦难以成立,附此聊供参考。

顺治四年(1647),袁于令迁任湖北荆州知府。可是,太宁生涯并不得意,尤侗有则记载颇可玩味。《艮斋杂说》卷五日:

箨庵守荆州,一日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袁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袁竞以此罢官也。(12)

顺治十年(1653),湖广抚臣题参袁于令等人“侵盗钱粮”,袁于令终被罢官。这次被劾和罢官,是否与袁于令反唇相讥的道台署中“亦有三声”有关,并无材料可证。不过,从尤侗的这则记载,既可窥见袁于令官僚生涯的特点,也透露了他的宦海浮沉与其“游戏调笑”的性格不无关系的消息。据陈继儒《西楼记原叙》说,袁于令平曰:“世人与之庄语,辄垂欲睡。间杂以嘲弄谐谑,曼歌长舞,不觉全副精神转入声调。”如此性格的戏曲家,原非当官料子,被罢去太守之职并不奇怪。

袁于令离开荆州以后,“失职空囊,侨寓白下,扁舟归里,惆怅无家”(13),从此开始了一生的第三个时期。

“袁箨庵流寓金陵,落魄不得志。大书门联云: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14)“落魄不得志”,仍然“嘲弄谐谑”,同样表现了袁于令的性格。“老泪沾歌板”,“咳唾成宫商”,从戏曲艺术中寻找欢乐和慰籍;在金陵,以及出游苏、杭和扬州等地,与友朋欢聚倡和,这是袁于令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15)康熙十二年(1674),袁于令逝世于浙江会稽(今绍兴市)。

袁于令有《剑啸阁传奇九种》,流传至今的有四种,即《西楼记》、《珍珠衫》、《鹔鹴裘》和《窦娥冤》。其中《窦娥冤》系改编本,原作《金锁记》乃叶宪祖所撰。《旷园偶录》尝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锁》,而今人盛行《西楼》”。此说恐怕未必确实。《西楼记》名震一时,当是袁于令的得意之笔,无疑是他的代表作,故有关《西楼记》的传说和评论也比较多。已佚的传奇,除《玉符记》和《瑞玉记》外,尚有《泪罗记》、《合浦记》和《长生乐》。“《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16)。《合浦记》可说是晚明“狠求奇怪”歪风影响下的产物。张岱为此特作《答袁箨庵》,对此剧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它“热闹之极,反见凄凉”,同样存在着“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的弊病。《长生乐》,明末和清代的曲录未见著录,今存同治四年(1865)曹春山校订本,不知是否出于袁于令之手?袁于令所作杂剧,有《双莺传》和《战荆轲》。《双莺传》南八折,《远山堂剧品》赞其“逸韵遄飞,妙在于多情之面目,得豪侠肝肠。”明末,此剧被沈泰收入了《盛明杂剧》。

袁于令多才多艺,除传奇和杂剧外,也创作过小说。流传至今的《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就出于袁于令之手。另外,他还著有《留砚斋稿》、《及音室稿》,编纂了《北曲谱》。

“幔亭峰是有歌名”(17)。袁于令“素擅知音之誉”(18),对曲律颇有研究。为此,《南曲谱》编纂者沈谦,曾撰《与袁令昭先生论曲谱书》,商讨曲谱问题。袁于令对戏曲作者不严守音律的现象,大不以为然。在《南音三籁序》中指出:“后之作者,率意填词,动辄旁犯,淆乱正阕,形之讴歌,相习传讹,巧为赠腔,任其出入,几使排名莫定,板逗无准,而词曲遂不可问矣。”也正由于此,他赞扬凌濛初所编《南音三籁》,“词不轻选,板不轻逗,句有赠字,调无赘板,能使作者不伤于法,读者不越乎规,有功于声教不浅。”显而易见,袁于令的曲学主张深受沈璟的影响,时贤和后人把他列入吴江曲派,是名副其实的。

在严守音律的同时,袁于令又十分强调“真情”在戏曲艺术中的作用。他认为天玉峰的《焚香记》传奇之总评,“惟一真字足以尽之耳”。在《焚香记序》中,袁于令对此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

乐府之淫滥,无如今日矣!所称江南胜部,自王实夫、高则诚而下,王弇州首推《拜月亭》,犹曰:所嫌者曲终不能使人泪下。斯人也,真深得词家三昧。盖剧场即一世界,只一情人。以剧场假而情真,不知当场者有情人也。顾曲者尤属有情人也。即从旁之堵墙而观听者,若童子,若瞽叟,若村媪,无非有情人也。倘演者不真,则观者之精神不动。然作者不真,则演者之精神亦不灵。

联系《西楼记》“写情之至”,“只一情字,”(19)不难看出袁于令效法汤显祖《临川四梦》的痕迹。

《西楼记》首出《标目》的〔监江仙〕下阕日:

试看悲欢离合处,从教打动人肠。当筵谁者足同郎?纵思敲字句,无敢乱宫商。

袁于令就是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西楼记》和其他剧作的。《西楼记》则充分体现了袁于令既重视戏曲音律美,又强调真情“动人肠”的曲学主张。

《西楼记》当创作于崇祯五年(1632)之前。(20)它写的虽是才子和名妓恋爱的老故事,可是凭借作者的艺术才情,加上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有关遗闻轶事,这本传奇在明末清初曾盛演不衰,影响不小。陈继儒《墨憨斋重定西楼楚江情·原叙》说:

自《西楼记》出,海人达官文士,冶儿游女,以至京都戚里,旗亭邮驿之间,往往抄写传诵,演唱殆遍。想望西楼中美少年风流眉目,而不知出于金阊袁白宾也。白宾氏侠骨才情,天赋无两。其游戏调笑,虽单调片语,可附《世说》。《西楼》其有为为之。极幻,极怪,极艳,极香,读之可以想其人矣。……

陈继儒的这段话,既具体地介绍了《西楼记》在当时大受欢迎,以及演唱成功的实况;又生动地描述了袁于令的性格爱好和才情,同时还对这部传奇作了耐人寻味的肯定性评价,很有参考价值。

据说《西楼记》中的女主人公穆素徽实有其人,她是位名妓,旧居苏州四通桥,与袁于令家在因果巷的住宅相近。穆素徽后为吴江大富豪沈同和所狎。有次沈、穆出游虎丘,袁于令看到后颇有意于穆。同行的门客冯某,私察袁于令爱穆之意,便自作主张,登上沈舟夺穆而回袁府。结果,沈同和大怒,告到官府,袁父害怕惹祸,便送袁于令到衙门。为了这件风流韵事,袁于令不仅被革去了诸生学籍,且被系入狱。《西楼记》就是他在狱中有感而作的,剧中的风流才子于叔夜实指作者,池同、赵祥则分别影射沈同和及其友赵凤鸣,“西楼”乃穆素徽的旧居元妆楼。(21)

在笔者看来,诸如此类把《西楼记》传奇看作为袁于令“自叙传”的说法,虽然加强了它的传奇色彩,大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但这种索隐式的记载,既不符合事实,又混淆了艺术和生活的区别,无助于实事求是地评论《西楼记》的思想和艺术。

张岱慧眼独具,指出《西楼记》“只一情字”,可谓袁于令之《还魂》。”这为我们理解和评价它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一把钥匙。袁于令虽属吴江曲派,但《西楼记》却继承了《牡丹亭》歌颂“情至”的反封建主义性理的传统。剧作通过于叔夜与穆素徽的悲欢离合,强调“婚姻事难论高低”,热情地赞美了男女主人公的“生死情难变”。

在艺术上,《西楼记》从构思、关目、曲词到梦境描写,亦颇得《牡丹亭》的“意趣神色”,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全剧四十出,“死生一曲〔楚江情〕”贯穿于于叔夜与穆素徽的悲欢离合,既主脑突出,又引人入胜。其中《讲技》、《错梦》、《抢姬》、《泣试》等出,皆是情理所有,脍炙人口,另外,剧作“奉谱严整,辞韵恬和”(22),“协调当行,当时无两”(23)词俱雅致,时有俟语,在音律美和语言美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随史遗文》,今存崇祯刻本,署名吉衣主人。十二卷六十回,卷首有撰于崇祯癸酉(六年,1633)玄月的自序。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当成书于崇祯初年。

诚如前文所说,对于戏曲创作,袁于令既强调严守音律,又讲究真情动人。因此,他的传奇和杂剧皆“彩笔生春”,便于当场。应该说,袁于令虽属吴江曲派,但“汤词沈律”合之双美的曲学主张,对他的戏曲创作是很有影响的。,

对于小说创作,袁于令则提出了小说“传奇也”,“传奇贵幻”;“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的美学命题。《隋史遗文序》劈头就说: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嬉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在这里,袁于令正确地区分了历史题材的小说与正史的界限。他所强调的“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理应与“正史以纪事”不同,不必“传信”而应该“搜逸”,“传奇”。序文指出,《隋史遗文》就是“什之七皆史所未备”。第二,在小说创作中,应该采用“幻”的方法,即浪漫主义艺术方法。序文指出,《隋史遗文》“顾个中有慷慨足惊里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虽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袭传闻之陋,过于诬人;创妖艳之说,过于凭己。悉为更易,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这就是说,《隋史遗文》虽以民间传说和讲史话本为基础,但作者运用“幻”的方法,即浪漫主义艺术方法进行了新的处理。

在《西游记题辞》中,袁于令通过对杰出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评论,又一次阐述了小说“传奇”、“贵幻”的美学命题。他强调说: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

在这篇《西游记题辞》中,袁于令对于幻与文,幻与真的认识,虽不无偏颇,但其推崇“幻”和“驾虚游刃”的艺术方法,即浪漫主义艺术方法,对于明清小说的发展,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隋史遗文》就是在这样的小说美学思想指导之下创作的,它可说是袁于令小说美学思想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

《隋史遗文》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敷衍了隋唐之际的兴废争战故事。《隋史遗文》又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全书以秦琼为中心人物,把他一生的三部曲(当官军首领,镇压农民起义;上瓦岗山寨,群雄聚义造反;投奔李世民,成为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为经线,运用“驾虚游刃”之法,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好汉。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巧妙结合,无论在历史演义方面,还是在英雄传奇方面,皆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是《隋史遗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一大创新,也是它在明清两代取材于隋唐故事的许多同类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

早在两宋的瓦舍勾栏中,“说话人”开讲隋唐两代故事,已成为颇有艺术吸引力的重要节目。(24)明初,诞生了鼓词体话本《大唐秦王词话》(25)。这部词话,全书分八卷,六十四回。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颁诏李渊为太原留守起,以十八家称王,六十四路烟尘为典型环境,着重描写了秦王李世民反隋建唐的历程,结束于李世民登基后与突厥订立渭水之盟。这前后十年的大关节目,大体上参照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中叶,出现了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又名《唐书演义》、《唐国志传》,以及《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又称《隋唐两朝志传》)。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首有李大年撰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唐书演义序》。小说的情节,略同于《大唐秦王词话》,只是增添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若干故事,结局于唐太宗的东征高丽。这部作品虽已采用了散文评话的体裁,但是,“紊乱《通鉴纲目》”(26),又缺乏艺术的想象,并不是一部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

《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卷首有林瀚的序,此序撰于正德三年(1508)。序中说,这部小说是他在“罗(贯中)氏原本”的基础上,“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悉为编入”而成。今存“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岁季秋既望全阊书林龚绍山绣梓”刊本,书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孙楷第先生早就指出,“此杨慎评本《隋唐志传》号为林瀚编次者,其书当出于词话。其增唐季事,当即万历间书贾所为。所载瀚序,盖依托耳。”(27)笔者同意孙先生之见。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以及拙劣的构思和文笔,确实不可能出于正德年间官至兵部尚书的林瀚之手。实际上,它是金阊书贾根据有关隋唐之际兴废争战的正史记载、民间传说和戏曲词话,以及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故事和人物拼凑捏合而成。全书一百二十二回,前九十一回写隋唐之际二十多年的争战兴亡史;后三十一回则涵盖了唐太宗贞观以后二百多年的“全唐史”。头重脚轻,处理显然不当。从此足见作者的历史和艺术素养均较平庸。不过,多方吸收来自民间的各种隋唐故事,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英雄传奇色彩,则是《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的一大特点和可取之处。

与上述几部有关隋唐历史的小说相比较,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无疑是后来居上,青出于蓝。理应另眼相看,深入研究。

袁于令于崇祯年间创作出《隋史遗文》,并非事出偶然。自两宋以来,由于“说话人”的不断讲说隋唐之际的兴废争战故事,加上以此为题材的成曲、说唱作品的大量出现,隋唐故事不止家喻户晓,且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袁于令对此题材发生兴趣,萌发艺术冲动,从事《隋史遗文》的创作,这是十分自然的。此其一。其二,从《隋史遗文》的自序,以及小说独辟蹊径的艺术构思和处理,不难看出,袁于诞生于《隋史遗文》前的几部敷衍隋唐故事的小说是不满的。事实证明,《隋史遗文》既避免了它们在处理历史与小说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在取材、构思和艺术方法上,又有了新的创造。其三,崇祯年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且越演越烈,其形势与隋末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形势对于袁于令的创作思想总体构思和艺术方法,不可能不发生影响。《隋史遗文》之所以从内容到形式,能令读者一新耳目,与以上这三点很难说没有内在的联系。

诚如前文所指出的,袁于令对于敷衍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的小说,有自己的美学见解。他不仅有“诗笔”,且具“史才”。因此,在前人基础上创作《隋史遗文》时,他摆脱了《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的体例的束缚。这也就是说,《隋史遗文》不再按史家的编年顺序,把隋唐二代的嬗变,处理成以帝王为中心的改朝换代史。人们还记得,南宋的爱国词人陈亮,在他的《上孝宗皇帝疏》中,有句名言曰:“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隋末可谓“非常”之时代,故而“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比比皆是。袁于令既有陈亮同样的卓见,又确认时势造英雄这个真理。因此,在考察隋唐之际这段历史时,他把艺术的视角投向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势(“非常”之时代),以及以秦琼为中心的瓦岗寨众好汉(“非常之人”)。这是《隋史遗文》总体构思上的特点。作者非同一般的“史才”,于此亦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隋史遗文》中有关秦琼的一系列故事,诸如,辅佐李世民打天下之前的“当锏卖马”、“幽州见姑娘”、“烛焰烧捕批”,以及辅佐李世民削平群雄过程中的种种动人情节,乃是袁于令的艺术新创造(当然,对“说话人”有关秦琼的“说话”,以及杂剧、戏文和传奇作品中有关秦琼的关目,肯定有所借鉴、吸收)。《隋史遗文》中有关秦琼的系列故事,传奇色彩浓郁,极富戏剧性,很能引人入胜。作者正是借助这些新鲜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秦琼的人生三部曲,多侧面地刻划了这个盖世英雄的性格特征,使秦琼的言行和命运紧紧地吸引了读者的心。小说对与秦琼这个中心人物有关的群雄,特别是瓦岗寨的众好汉,也通过动人的故事作了描绘和刻划。不过,相比之下,秦琼形象有血有肉,显得丰满充实;其他英雄好汉的形象,虽亦各有其精彩的镜头,但艺术上所下功夫不深,有流于一般之弊。不言而喻,要想全面地展现隋末唐初这个时代的风貌,倾注感情全力创造出像秦琼这样突出的英雄典型,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塑造出个性鲜明的英雄群像,虽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隋史遗文》在这方面是存在着明显缺陷的。这方面的艺术缺陷,在后来的《说唐》中得到了较好的弥补。

《隋史遗文》在思想内容上的难能可贵之处,除了冲破正史的体制,以乱世英雄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对隋炀帝杨广的残暴、荒淫的揭露和批判上。对隋炀帝的否定,就是对群雄起义的肯定;对隋王朝黑暗统治的抨击,就是对取而代之施行仁政的唐王朝、特别是太宗李世民的称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审视,这样的艺术处理,并非袁于令的局限性的表现,恰恰是《隋史遗文》值得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一篇:凌濛初评传

下一篇:丁耀亢评传

标签:
故事:
声明:袁于令评传搜集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
sitemap.xml